案例分析——“专有出版权”之争

 

案例分析——“专有出版权”之争
 
【案件起源】
2005年,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与王某签订了《委托编写(创作)协议书》,双方就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委托王某完成作品文稿达成如下协议:
1.本作品选题由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策划创意;
2.王某对作品的编写必须符合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的意图,作品内容、篇幅、体例、图表、附录等均应符合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的样稿要求;
3.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按国家有关标准支付报酬给王某,具体方式为一次性付酬,每千字65元;
4.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对作品享有专有出版权,可以以各种形式和版本独家出版并发行,王某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权。同时王某也有权使用作品为自己申报学术成果及有关奖项。
5.作品出版后如需修订,报酬及修订要求由双方另行商定。若协商不成,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有权另请第三方对该作品进行修订,并在作品上加属修订者姓名。
6.作品首次出版后一个月内,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向王某赠送样书10册。
注意:本合同未约定有效期限。
上述协议签订后,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于2006年初,通过广东广东旅游出版发行了上述作品(以下将作品称为《中华食物养生》),编著署名王某。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先后支付王某的稿酬共计30050元。
【案件经过】
王某发现南京新华书店销售的广东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华食物养生》(典藏本)一书(此书为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交付出版),全文抄袭了其拥有著作权的《中华食物养生》(珍藏本)一书,于是王某将广东科技出版社、南京新华书店诉至法院。
一审经过:
原告方诉讼应对:案外人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没有出版资质,其与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委托编写(创作)协议书》中约定的专有出版权条款无效,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不能取得专有出版权,只能取得普通许可使用权,该权利仅限于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自己行使,而不能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许可第三人行使。
被告广东科技出版社诉讼应对:
1.被告广东科技出版社有理由认为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合法享有涉案作品的专有出版权。根据协议内容可知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通过委托创作协议,原始取得涉案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在我国,委托作品的著作权由委托人和受委托人在委托合同中确定,显然,对委托作品的权利归属,我国著作权法依据的是“意思自治”的法律原则。因此,从权利取得的方式来看,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属于原始取得,有别于著作权许可合同及著作权转让合同中的著作权继受取得。
2. 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享有涉案作品专有出版权的期限可以涵盖涉案作品的全部保护期。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实现专有出版权的方式是与出版单位签订出版合同。
3.被告广东科技出版社通过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的授权而获得涉案作品的专有出版权。被告广东科技出版社与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签订出版合同时,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享有涉案作品的专有出版权。被告广东科技出版社通过与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签订出版合同而获得涉案作品的专有出版权。被告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涉案作品时尽到了各种合理的注意义务。
法院认定:被告广东科技出版社对被控侵权图书的出版不具有合法授权。
1.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受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本案原告王某与案外人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创作协议中,对著作权的归属未作明确约定,故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王某。从现有证据来看,被告广东科技出版社对被控侵权图书的出版、发行并未获得著作权人王某的直接授权。
2.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著作权人可以将除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以外的著作财产权全部或部分转让他人,或者以许可的方式授权他人使用。
就本案而言,原告王某与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在委托创作协议中约定了后者享有专有出版权,从专有出版权的一般含义而言,是指出版者根据图书出版合同独家享有并排除他人(包括著作权人)出版作品的权利。该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独占性许可使用权,而非著作权中复制权、发行权等的转让。
单从专有出版权中“专有”二字亦不难看出,该权利实质是为相应权利的许可使用所设定,如果是相应权利的转让,受让人基于转让行为即能取得独占性使用权,“专有”二字将失去其本义。(“专有”即不能转让)
故在王某与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对涉案专有出版权未作特别说明的情况下,该权利与《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二)项所规定的专有出版权的权利属性相一致。而上述专有使用权实质上只是著作权人将著作权中的部分或全部著作财产权许可他人专有使用,该过程中不会产生完全独立于原著作权的新权利,相应的专有使用权自然也就无法适用原始取得的法律规定。(“专有出版权”与“专有使用权”权利属性一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即使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合法取得涉案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在未经著作权人王某同意的情况下,也不得许可第三人行使该权利。虽然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曾于2005年与案外人广东旅游出版社签订了涉案作品的出版合同,后者亦根据该合同实际出版了上述作品,原告王某亦将广东旅游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涉案图书作为本次诉讼中的权利作品,但不能据此推定王某已明确授权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可以将涉案专有出版权向任意第三人许可使用。
综上,被告广东科技出版社对被控侵权图书的出版既未获得著作权人王某的直接授权,也不存在其它合法的专有出版权转让或许可使用等情形,故其已取得合法授权的主张不能成立。
一审判决内容:
1.被告广东科技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发行被控侵权图书的行为;
2.被告广东科技出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包括原告为制止本案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60000元;
3.被告新华书店立即停止销售被控侵权图书的行为;
4.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经过:
广东科技出版社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
1.原审法院认定图书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创作协议》对著作权的归属未作明确约定,是错误的。
著作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可以由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从双方签订该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及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角度看来,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取得的此种权利实际为复制与发行的原始权利。
2.原审法院片面地对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取得的“专有出版权”进行字面解释,是错误的。
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作为不具有出版资质的文化公司,只有原始取得作品的复制权和发行权,才能通过将上述权利许可给有出版资质的出版社而获得经济利益,这是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策划创意、联系被上诉人、并支付稿费的真实意思表示。若按原审法院在原审判决中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单纯地按字面意思所进行的解释,那么,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取得的是一个荒谬的、无法实现的权利。原审法院此种仅按字面意思的解释,没有考虑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做出的解释与合同目的不符。
3.原审法院基于对本案中“专有出版权”的片面认识而认定上诉人不具有合法授权,是错误的。
本案中,上诉人对涉案图书的出版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且已经充分意识到广州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作为文化公司,其和被上诉人约定的这种无期限限制的、“以各种形式和版本独家出版并发行”的专有出版权实际上是涉案图书的复制权和发行权,并非原审法院按字面解释的“专有出版权”。
综上所述,上诉人对涉案图书的出版获得了合法的授权,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原审法院对与本案相关的合同条款理解错误,导致法律适用不当。请二审法院认真查明事实,从协议签订的真实意思表示出发,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王某的答辩意见:
1.王某对涉案作品享有著作权;
2.上诉人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涉案图书的行为未取得其许可,且广东科技出版社与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中授权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3.上诉人广东科技出版社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作为专业的出版机构,未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即出版涉案图书。
二审争议焦点:上诉人广东科技出版社对涉案图书的出版有无取得合法授权。
上诉人广东科技出版社二审新观点:
上诉人广东科技出版社认为被上诉人王某与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对涉案作品著作权的归属是有约定的,约定被上诉人王某对涉案作品享有署名权、获得报酬权,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享有专有出版权即涉案作品的财产权。若涉案图书著作权属被上诉人王某所有,就不会另行在委托创作协议中约定被上诉人可以使用涉案作品为自己申报学术成果及有关奖项。协议约定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可以对作品进行修订,并可以给修订人署名,故协议约定了涉案作品的其他著作权应归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作为不具有出版资质的文化公司,在市场中通常与个人签订委托创作协议,并将作品交由出版社出版以获利。
二审法院向江苏省新闻出版局进行了调查,调查内容:
(1)没有出版资质的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与著作权人签订专有出版合同或合同中约定专有出版权,对此,法律无禁止性规定;
(2)在江苏省,这些数量众多的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通过与著作权人的约定获得图书的专有出版权后,不再取得著作权人的同意即以自己的名义与不同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对图书进行出版和发行。
二审法院判决认定:
1.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归王某所有。
根据《著作权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按照合同约定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出版该作品。该条款规定的“专有出版权”系具备出版资质的图书出版者享有的权利,其主体特定,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取得图书出版资质,而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不具备出版资质,故其依据委托创作协议取得的“专有出版权”并非《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专有出版权”,其内涵应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予以认定。据此可以认定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与王某签订的委托创作协议未明确约定涉案作品除署名权、获得报酬权以外的著作权其他权利归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所有,故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依法定归属于受托人王某所有无疑义。
2.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可依据委托创作协议将涉案作品的复制、发行相关事宜交由他人处理。
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与王某签订的委托创作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不具备出版资质,且双方当事人约定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享有专有出版权,这与传统的图书出版发行模式有所区别,但双方在委托创作协议中约定署名权、获得报酬权、修改权及复制、发行等事宜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
委托创作协议中约定“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享有专有出版权”,《著作权法》规定的“专有出版权”系赋予图书出版者之权利,即按照合同约定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享有独占出版的权利。而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并无出版资质,并非著作权法规定的图书出版者,故依据委托创作协议,“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享有专有出版权”的约定实为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处理涉案作品复制、发行事宜,应解释为王某将其著作权中的复制、发行权能让渡给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代为行使。
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是否可以在未征得王某同意的情况下交由他人出版涉案作品,在该协议中未明确约定,且双方解释不一。对此争议,应结合合同相关条款及合同目的予以认定:
理论:从合同条款看,解释合同条款应当根据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对意思表示进行解释时,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即应按公平、合理,符合平衡各方利益的准则解释。若意思表示内容有悖诚信原则,不仅可依诚信解释予以修补或否定,而且还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检验运用其他解释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妥当,一旦认定某种解释结论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即应不予采纳。
本案中,委托创作协议约定: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在未与王某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自行委托他人修订涉案作品;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在涉案作品首次出版后向王某赠送样书。从上述合同条款来看,合同并未限制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的出版次数,并且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对于涉案作品所享有的也不仅限于复制、发行的权利。
理论:从合同目的上看,合同约定不明时,对于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本案中,王某的合同目的在于通过出版涉案作品,在出版的作品上署名,并获得合同约定的报酬;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的合同目的在于通过出版涉案作品,获得相应收益。涉案作品在市场需求指引下的多次出版,可以进一步增加作者及涉案作品的知名度,最大化实现合同目的。基于上述理由,合同双方亦不会对多次出版行为予以否定。而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无出版资质,无法直接对涉案作品进行出版,只能交由其他具备出版资质的主体予以出版。如若限制出版,委托创作协议的合同目的则无法实现。
综上,根据委托创作协议的约定,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可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将涉案作品的复制、发行事宜交由其他具备出版资质的主体完成。而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是否应再向王某支付报酬,可依据委托创作协议于合同相对方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另行协商。
3.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涉案图书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将涉案作品的复制、发行事宜交由其他具备出版资质的主体完成,属于符合委托创作协议目的的履约行为。故广东科技出版社关于出版涉案作品的行为有合法授权的上诉主张是正确的,应于支持。
二审判决内容:
1.撤销一审判决;
2.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